地名的演变由来

在文化历史悠久的地区，现代的地名往往是从古代一直沿用下来的，尽管这个地区的居民成分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例如.“剖’在古汉语中是宰杀牲畜的惫思.现代汉语中已不用，但却残留在浙南、福建、广东的一些地名中，如“刮羊巷‘、“剖狗柯”。又如，四川也被称作“巴蜀”，这个名字古已有之。《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古人称蛇为“它”，大蛇为“巴”。古时巴国人崇拜蛇，以蛇为图腾，所以被称为“巴国”，这一地名沿用至今，今四川省仍有“巴县”、“巴中”、“丹巴”等地名。流传至今的古地名代表着地名这一语言文字符号一且确立之后所具有的德定性。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这一稳定性的大背景下，地名仍然存在相对的变易性。这种变易性表现在语言文字的发展、朝代的更替、各种避讳、传讹等人为的更改对地名演变的影响上。

一、语言文字的发展对地名的影响

有些古代地名中的汉字在现代汉语中已成罕用甚至废弃的字，不得不改用同音字，以便认读。比如江西的“于阂”，“阂”乃鼓声，见于《诗经》:“振旗阂闻”，现已改为“于田”;江西的“新淦”中的“淦”字古意为水人船中.今改为“新干”;陕西的“蔑县”.“霞”为水草名，《诗经》中也有“兼蔑苍苍”之句，如今已改作“佳县”了。

二、避讳习俗对地名的影响

历史上有许多因避帝王名号之讳而更改地名的例子。清代学者钱大听曾举出这样的地名近二百例。例如:江西省高安县，本名建成县，唐武德五年因避太子名讳，改为高安县;宋太祖之父名敬.遂改敬州为梅州;宋太宗赵光义为避其名讳，于宋太平兴国初将江苏义兴县和湖南义章县分别改为宜兴县和宜章县。有些避讳不属名讳，比如明代称少数民族为“虏”，故凡含有“虏’字的地名如“平虏”，到了清代都被改为“鲁’;杭州别名为“虎林”，民间讳虎，遂改称“武林”。这种地名的避讳现象属语言禁忌的文化范围。

三、政治对地名的影响

地名的改变还有一种是出自政治上的需要或某种政治心态而致的。例如五胡十六国的政治局面曾经造成地名使用和行政管理的混乱。隋朝开国后，为了适应全国统一的政治需要.而对地名做了大大的调整，地名的更改面达到了百分之三至四。

东汉王莽墓权夺位做了皇帝，为了达到“名正言顺”和摆脱政治危机的目的，便以《周礼)为据进行托古改制，其中之一就是大规模地更改地名，将西汉的82个郡名更改了62个之多，其中许多郡名还被冠以“平”、“顺”、“归”、“新”这类字眼，很明显地反映了他渴求人们归顺新政的心态。

地名的更改不仅古已有之，现代社会仍有因袭。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实行民族大团结和睦邻友好政策，消除大汉族主义的不利影响，政府将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归绥市改名为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是蒙语的音译名，愈为绿色的都市;新任维吾尔自治区首府的原名“迪化”也有大汉族主义之嫌，被更名为“乌鲁木齐”市，其意为美丽的牧场;与朝鲜交界的安东市被更名为丹东市;与越南交界的镇南关被先后改为睦南关、友谊关。

“文革’期间，改地名的现象就更如一股狂潮席卷中国大地.人名、地名、厂名的更改无一不与当时的政治动态挂钩，尤其是其中旧时代成分更是批判、横扫、砸烂、消灭的对象。为了实现彻底的“革命化”，许多地名(主要是路名、街名、巷名)都被换上了革命的、红色的新装。什么“东方红、红旗、人民、红日、红霞、反帝、韶山、延安、跃进、大寨、永红、红卫兵、红心、红云”之类的名字充斥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真可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对革命、红色的迷信心理和政治心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然，这一切随着那个狂热的时代的结束而恢复了原来的面貌。